1900年6月20日，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，北京的各国公使们陷入了恐慌，他们更加坚定的认为清廷将要对他们进行有预谋屠杀，于是立刻取消了撤出使馆的计划，并打算在北京使馆区固守待援，等待天津出发的各国军队。

由于距离英法等主要使馆较远，比利时、荷兰、奥地利三国使馆的外交人员随后离开了他们的使馆，来到防卫较好也比较宽敞的英国使馆。当时的英国使馆是使馆区中面积最大、房子最多的，院子里有个很大的花园，还有五口淡水井和两口咸水井。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，在京的外国人（近900人）也都纷纷躲进了英国使馆，还有很多传教士也带着他们的一些中国教民来到使馆区避难。

英国使馆原本只住60多个人，这些人来后让使馆完全变了样，就连马厩里都挤满了人。不过，避难者也带来了他们的私人物品，包括150匹马和骡子，一小群羊，还有一头奶牛。另外，英国使馆还囤积了大量的食品，200吨的白面和大米，成箱的葡萄酒，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屠宰马和骡子。

就在6月20日这一天，清廷发布上谕，称:“近日京城内外，拳民仇教，与洋人为敌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，蔓延太甚，剿抚两难。洋兵麇聚津沽，中外衅端已成，将成如何收拾，殊难逆料”。随后，清廷又将上谕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发给各省督抚，要求本省“通盘筹画于选将、练兵、筹饷三大端，如何保守疆土，不使外人逞志；如何接济京师，不使朝廷坐困”；并要求“各督抚互相劝勉，联络一气，共挽危局。时势紧迫，企盼之至！”

当天下午，清军便向使馆区发动了进攻。

长期以来，人们一直以为攻打使馆的主要力量是义和拳，而清军则在暗中保护使馆，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。时人李希圣在《庚子国变记》中说，6月20日（下午），“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东交民巷，荣禄自持檄督之，欲尽杀诸使臣。礮声日夜不绝，屋瓦自腾，城中皆哭，拳匪助之，巫步披发，升屋而号者数万人，击动天地”。

从这段话可以看出，当时拳民们并没有亲临攻击第一线，他们虽然人数众多，有心杀贼，但只能“升屋而号”，并没有直接进攻使馆区。事实上，从拳民们进入北京到使馆最终解围，除了极少数拳民的的零星活动外，义和拳自始至终都被隔离在战线之外的，并没有能够直接的、大规模地进攻过使馆区，也远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。

从逻辑上来说，义和拳并不是不想去焚烧或进攻使馆区，而是他们做不到。原因很简单，早在6月16日的时候，荣禄的武卫中军便奉命保卫使馆，义和拳根本就靠近不了使馆区。类似的证明还有很多，譬如在英国公使窦纳乐的报告、普特南.威尔所著的《庚子使馆被围记》和中国教民鹿完天所写的《庚子北京事变记略》中，均为反复讲到清军的进攻，而对义和拳的进攻行动只字不提或者匆匆带过。

清军的进攻开始后，首先遇到攻击的是划在主要使馆之外的比利时使馆和奥地利使馆，由于这两个使馆的人员已经撤退到英国使馆，因此留守的卫队士兵几乎未经抵抗便撤出。当天晚上，这两个使馆被大火烧毁。

使馆卫队紧接着放弃的是荷兰使馆和意大利使馆，因为荷兰使馆在使馆区外，而意大利使馆处于使馆区防线的突出部位，兵力薄弱，难以防守，因此清军一进攻，使馆卫队便主动放弃。事后，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还极为恼怒称这是一个“误解造成的极大失误”，因为意大利人在撤出后，使馆也很快被焚毁。

6月21日，清廷正式发布“宣战诏书”。这个诏书是由军机章京连文冲写的，使用的是离骚体，文采很好，曰:“我朝二百数十年，深仁厚泽，凡远人来中国者，列祖列宗，罔不待以怀柔。迨道光咸丰年间，俯准彼等互市。并乞在我国传教，朝廷以其劝人为善，勉允所请。初亦就我范围，讵三十年来，恃我国仁厚，一意拊循，乃益肆枭张，欺凌我国家，侵犯我土地，蹂躏我人民，勒索我财物。朝廷稍加迁就，彼等负其凶横，日甚一日，无所不至，小则欺压平民，大则侮慢神圣。我国赤子，仇怒郁结，人人欲得而甘心。此义勇焚烧教堂，屠杀教民所由来也。